引言
帝王离世是古代社会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皇权架构需重新构建，周边关系也可能随之变化，整个国家机器暂时围绕于此进行大量活动。继任皇帝恩赐先帝遗留物，虽非宋代所独有，却在宋代逐渐形成以惯例为指导，依据实际情况去执行的一套特殊丧葬礼仪，具备其他朝代不能比拟的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
遗赐并非单方面行为，周边民族政权统治者逝世后，继任者也向宋朝奉上遗留物。北宋帝王对外遗赐对象主要为辽、西夏、西蕃、交趾等民族政权统治者。对于理解宋代外交战略、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外交往来、国家间实力消长对政务的影响和国际环境对国家外交的影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遗赐目的，追溯起源
旧帝驾崩，新皇登基，举国沉寂在悲痛中，国家政务运行以葬礼、登基事宜为中心，此时如何确保权力顺利交接、平稳过渡是一项严峻的挑战。这一特殊时期是内部权力争斗、外部势力入侵的高发期。宋代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地方反叛事件，但仍有小规模局部叛乱。
至道三年()八月，太宗去世不到半年，西川爆发刘旴作乱。古代社会，国家间十分注重交聘往来，从汉唐时期实行和亲、朝贡的方式，到宋代更加注重地缘政治外交形式等都是一脉相承，统治集团试图构建出一种非政务交往的特殊情感联系。皇帝对外遗赐出现在后晋、辽、宋、西夏、金等朝。
辽会同六年()：“二月乙卯，晋遣使进先帝遗物”。
此为史籍中把本国先帝遗留物送给他国的最早记载。遗赐出现在五代十国的东晋并延续数百年，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相关，尤其是与各政权间国家实力、政治关系相关。五代十国根植于唐末藩镇割据，唐灭亡后，拥有相当实力的藩镇纷纷自立，建立起彻底独立的政权。受实力所限的各政权无力完成一统，而北部游牧民族契丹此时逐渐崛起，开始有意插手中原事务。
后唐末帝(李从珂)对石敬瑭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剿灭，石敬瑭自感实力不济，向契丹求援，契丹耶律德光借机干预中原事务。契丹主耶律德光“自解衣冠授”,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和称比自己小9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等作为代价换取支持。石敬瑭愿为“儿皇帝”有其自身考量，用以证明继承的合法性。此后两国关系逐渐升温，步入“蜜月期”。双方吊庆往来不断，使者相望于道，尤其是后晋，每年进奉大量财物。
次年二月，后晋遣使进献先帝遗留物。双方关于后晋高祖丧葬、出帝即位进行了一系列频繁、密切、友好的外交互动，这一切都基于后晋依附契丹这一大背景。二者虽相互利用，但两国间关系紧密也是不争之实，在此种背景下，后晋向契丹进献遗留物，是增进双方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且这种形式是以往所没有的。
遗赐仅限于后晋与契丹间，后晋与其他民族政权并无这种特殊外交往来。在这种体系下，权力态势达到一种均衡，各方都无力打破这一局面。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微妙的国际形势延续到宋代。北宋建国之初，统治者锐意进取，不断开疆扩土，在把周边相对较弱的政权纳入版图后，也无力继续再战，逐渐走上正常交往道路；到南宋后，南宋和金的特殊关系与后晋和契丹类似，均为臣属关系。
二、遗赐物品，馈送差异
宋代统治者对周边民族政权统治者进行遗赐时，采取差异化对待，在遗赐物品种类和数量上，不同政权因实力、双方关系等客观因素差异较大。与宋地缘关系密切的辽、金为第一档，远超其他各国；西夏为第二档；西蕃、交趾等为第三档。
南宋时，宋王朝虽偏居一隅，宋金关系较宋辽关系更紧张动荡，但遗赐物品不减反增。西蕃、交趾等民族政权实力较弱，接受宋王朝册封，无力挑战宋王朝统治权威，对宋王朝政局影响有限，其所得遗赐物较少。
嘉祐八年()三月，“遗赐西蕃唃厮啰金束带、盘球晕锦衣、银器二百两、白绢二百匹、角茶散茶各百斤。治平四年()正月遗赐准此”。
西蕃唃厮啰得到的遗赐物从种类和数量上来看较少，甚至不如国内中高级官员所得。西夏接受宋王朝册封，其实力相对较强，能够对宋王朝统治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外交中地位较为显著，所得遗赐物理应较多。从银、绢数目上来看，较之西蕃、交趾要高出数倍，此仅为惯例所需制式礼品，应还包括其他物品。同等时期，对辽国遗赐物则要更加优厚。
乾兴元年()六月，遣使至契丹送遗留物，礼物有“金饰玳瑁饮食灌器、象牙摞车渠注碗、碧车渠琥珀杯、白玉翠石茶器等”。
其中种类和数量繁多，有各种金饰、玉器、丝织品、食物等，非西夏、西蕃等国所能比拟。仅从丝织品可见，西夏为绢匹，辽却为锦彩匹，数量虽只为其两倍，但锦彩是古代比绢更珍贵的织物，档次更高。对辽礼物中多为高级饰品、器皿，材质上多为黄金、玉石、象牙等贵重材料，远非他国所能相比。
南宋时期，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外遗赐对象主要为金，规例并非照搬北宋惯例，而是自身形成了特有的一套准则。本次礼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参照绍兴二十九年()遗留惯例(韦太后遗赐)。绍兴二十九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年份，宋金双方开始限制双边贸易，金朝开始征兵备战用以南征，种种迹象都显示双方关系恶化，战争一触即发。不久战事兴起，双方兵戈相见。
此次金器、银器、匹物等比惯例增加一倍，这是较为少见的现象，一般多因循前例。外交使节的礼物互赠所需，诏令户部依据绍兴二十九年()条例标准执行。即使在皇帝大丧期间，这种私下礼物互赠也没有受影响。此次遗赐事件是南宋首次进行皇帝遗赐，统治者并没有参考北宋已经较为完备的惯例，而是参考本朝往日外交惯例及绍兴二十九年()韦太后的遗赐章程。
双方于隆兴二年()签订《隆兴和议》,维持了近40年和平，此时双方关系早已缓和步入正轨。在孝宗统治下，出现“乾淳之治”,国力较为强盛，孝宗决定把高宗遗赐规格大幅提高，金器、银器等数量翻倍。对内遗赐时，物品是不能请辞或者退还的，而在对周边民族政权统治者遗赐时，却发生过归还部分遗赐物现象。
可见，一般小国，物品种类、数量有限；和宋代地缘政治密切的辽、金等国，物品种类繁多、数量丰富，而金又优于辽，这与北宋和辽基本上处于平等关系，而南宋对于金处于弱势地位相关。北宋时期，中央出现了要限制或者取消内部遗赐的呼声。英宗因在位时间短，去世后无太多积攒，因此在仁宗的基础上进行削减。遗赐对宋廷来说是一巨大负担，但在对外遗赐中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趋势。
三、遗赐官员，考量选派
太祖、太宗死后史籍并无明确记载对外进行遗赐活动。《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八《与契丹遗书》中有详细记载。薛田本官以从五品礼部郎中充任度支副使，品级虽不高，但此时其为最高财政机构三司中度支最高长官；李余懿为正六品横行武阶四方馆使。遗留礼信使为文官，是中央核心统治阶层官员，地位规格较高，副使为武官，较之低很多。
针对不同政权，派出使臣的数量也是不同，对辽、金为正使、副使两名，而其他民族政权往往仅为一名。北宋时期，对辽遗赐时往往派遣正、副使二人成行，而西夏等国往往仅为一名，且告哀与遗赐一同进行，在使臣的地位等级上西夏等国也是远低于辽国。
嘉祐八年()四月癸酉，“命引进副使王道恭告哀契丹，左藏库副使任拱之告哀夏国。拱之仍赍赐大行遗诏及遗留物”。
左藏库副使为武阶官名，从七品。王道恭仅是把消息告知契丹，而任拱之不仅要进行告知，且携带皇帝临终遗诏和遗留物。辽和西夏使者人数和官员品级相差较大，西夏综合实力在北宋之下，规格和级别较之要低。其最后差遣为权发遣开封府，为开封府实际长官，其理应还有一名副使，史籍记载缺失。真宗、英宗去世，派遣最高财政机构三司下度支最高长官、开封府长官为正使出使辽国，地位崇高，皆为皇帝心腹之人。派遣使臣到西夏时却仅有一名官员，供备库副使高遵裕既要告哀又要遗赐。
结语
宋代皇帝逝世后，继任者把其遗留物和其他财物恩赐给宗室、部分高级别官员、相关周边民族政权统治者，通过财物往来拉近彼此关系，对于政权平稳过渡有着积极意义。遗赐形成于特殊历史时期，当各方势力均衡，任何一方都无力完成统一。
此时，宋代舍弃了汉唐时期原有“和亲”“朝贡”为特点的外交形式，采取更加灵活的地缘政治外交形式。遗赐为特殊时期促进双方互信、确保权力顺利交接、维护统治稳定的重要形式，增进了各方的政治互信，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间和平交往。此后，随着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变迁，均势遭到破坏，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帝王对外遗赐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宋史》
《宋大诏令集》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imaoa.com/bdly/14993.html
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形状 > 帝王遗赐宋朝对周边民族政权的特殊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