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玳瑁 > 玳瑁的天敌 > 土楼之根与土楼文化的精髓谢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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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楼之根在哪里?
有的人研究土楼，喜欢说土楼的根在中原，说魏晋时期中原流行的“家族坞堡就是客家方楼、圆楼的原型。”[1]对于赣南围屋，也有人持相似的论调，认为它源自汉晋时中原盛行的封建庄园式建筑坞、壁、堡。但此论有两个根本的缺陷：一是找不到任何把中原坞、壁、堡与福建土楼联系起来的直接证据；二是无法解释坞壁堡与土楼之间千余年的时间断层及万余里的空间断层，即：如果有从中原坞壁堡向福建土楼演化的轨迹的话，为什么魏晋之后，明代中叶之前，在从中原至福建之间的广大地区都没有土楼的踪迹，而明中叶之后忽然在闽西南出现了土楼？基于此，实事求是的学者不取这种想当然之论。有的学者虽曾一度接受此说，经过深入研究之后也终于放弃了这种说法。典型的例子如赣南的围屋研究专家万幼楠，现在就强烈质疑围屋、土楼源自中原的观点。他列举事实提出一系列的疑问之后说：“赣南围屋的原本，只能就近、就地、往上和往周围寻找，而无需跨越数千里、上千年的大时空去舍近求远。”[2]在这方面，闽西南土楼的情况与赣南围屋的情况极为相似。不但在江淮、吴越、荆楚和江西、闽北、闽东等地找不到土楼的踪影，就连客家人分布的腹地如长汀、武平、上杭等地，也难觅其踪迹[3]。所以，对于土楼的起源问题，不能想当然地从中原探寻，而应从闽西南本身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分析。裕昌楼从证据确凿的文献记载来看，闽西南土楼的兴起确实是明代中叶防匪御寇和抗倭斗争的产物。
闽南方面，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土楼是出于抗倭的需要，仿效公共防御建筑土城、土堡而兴筑发展起来的。嘉靖年间漳浦县翰林林偕春所著《兵防总论》，提到漳埔埔尾土堡御寇有奇效，他写道：
“方倭奴初至时，夹浙直之余威，恣焚戮之荼毒。于时村落楼寨，望风委弃，而埔尾独以蕞尔之土堡，抗方张之丑虏。贼虽屯聚近郊，迭攻累日，竟不能下而去……自是而后，民乃知城堡之足恃，凡数十家聚为一堡，砦垒相望，雉堞相连。每一警报，辄鼓铎喧闻，刁斗不绝。贼虽拥数万众，屡过其地，竟不敢仰一堡而攻，则土堡足恃之明效也。”
林偕春在文章中还论及乡兵与土堡相配合的情形：
自平和小陂倡勇于前，漳埔周陂奋勇于后，寡可击众，贼不敢迩。埔尾、洋下诸堡，遂鸠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年矫健，相为羽翼，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扬旗受甲，云合响应。每一夫持梃而驱，贼望见之以为神兵从天而下，所当皆靡，所至无前。
漳州田螺坑土楼群可见明中叶时，漳浦沿海一带，乡里普遍建起了楼寨和土堡，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御寇，但原先各楼寨和土堡的防御设施建置不一，相关的军事训练也优劣不齐。就中埔尾土堡设施最完善，训练也 ，在抗倭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面对强寇的连日进攻，巍然屹立，牢不可破。受此启发和鼓舞，各村社纷纷仿效，原来就有楼寨或土堡的加以完善，原来没有的加紧兴建，做到“凡数十家聚为一堡，砦垒相望，雉堞相连”，而且加强了战斗训练，改进了防御措施，“鸠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遇有倭寇来犯，“辄鼓铎喧闻，刁斗不绝”，或聚集楼寨、土堡坚守，或乘隙主动出击，“提兵一呼，扬旗受甲，云合响应。每一夫持梃而驱，贼望见之以为神兵从天而下，所当皆靡，所至无前”。说明漳州沿海的楼寨和土堡之类完全是因防匪御寇（包括倭寇）的需要而产生，又因抗倭经验的积累而兴盛发展。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保存了土堡、土楼兴起的宝贵资料。其书引万历《漳州府志?兵防考》的相关记载道：
漳州土堡，旧时尚少，惟巡检司及人烟辏集去处设有土城。嘉靖四十年以来，各处盗贼生发，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地方尤多。
文中涉及土城、土围、土寨、土堡、土楼五种生土建筑，它们之间有何异同，记载并没有详论，借助我们的历史常识和乡土知识，大致情形应是土城、土堡的规模较大，土围可能只是一段围墙，它们都还不是民居，只是在御寇时壮丁和百姓集中在里头，是公共的军事防御设施。土寨则是土楼的别名，其所以称为“寨”，正是因为它有很强的军事防御功能，所以这类“土楼”“土寨”应是把军事防御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楼房，是防卫功能很强的民居。
林偕春《兵防总论》说到“民乃知城堡之足恃，凡数十家聚为一堡”，这“数十家聚为一堡”，应是从公共防御性质的土城向防御与民居合而为一的土楼过渡的关键。具有共同血缘的数十家人聚居在一个土堡中，慢慢地从临时聚集发展为长期定居，从只考虑防御需要发展为统筹考虑生活和防御的需要，为了满足数十家聚居的需要，土堡由单层演变为多层，由一环演变为 、三环，这就成为我们今日所见 三环、四层五层的土楼民居。作为上述推论的一个实证，漳浦县乡绅林士章的“土城”很能说明问题。顾炎武记载道：
长桥土城，在郡城北十里长桥地方，尚书林士章砌石私筑，家焉。
这里，“私筑，家焉”，说明“长桥土城”是作林士章家族居住用的，建筑中一定会按照住家的要求作种种合理的布局。它规模巨大，并有完整的捍御防卫功能，所以仍称“土城”；但它又是家族聚居的建筑，具有土楼的雏形，显然是从“城”向“楼”过渡的典型实例。
闽西方面，有确凿文献记载的最早土楼，应是嘉靖三十八年（）在永安与连城交界处兴筑的两座土楼。当时湘赣闽粤之交寇乱不断，朝廷为了对付此区连绵不断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特在江西赣州、南安，福建漳州、汀州，广东潮州、惠州、韶州、广州，湖南郴州“八府一州”之地设立南赣巡抚，巡抚衙门设在赣州，俗称虔台。《重修虔台志》记载：
福建永安县贼邓惠铨、邓兴祖、谢大髻等，于嘉靖三十八年聚党四千人，占据大、小淘水陆要道，筑二土楼，凿池竖栅自固，且与龙岩贼廖选势成犄角……”[4]
土楼中心庭院内建筑
同书同卷接着又记载道：
已复攻围土楼，禽贼首吴长富，斩一百一十九级，独邓兴祖据楼抗拒，攻之不克。公委推官刘宗寅亲诣连城益兵三千四百，屯姑田，潜夜部勒……而土楼仍未破也。漳南道调发把总郭成苗兵一千，永安县民兵四百来。时贼中有投降何五福者，愿为内应，兴祖所遣细卒求救于龙岩廖选者，又为官兵所执，贼计穷，听五福诱，邓兴祖、谢大髻出巢告招，伏起，二酋就缚，大兵乘势攻入土楼，获二酋妻，杀其拒敌者，余贼奔溃，兵焚其楼以旋[5]。
这里提到的“贼”，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的说法，实际就是造反的农民武装。因此，这则记载反映的是，这股农民武装在造反斗争中，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很自然很熟练地“筑二土楼，凿池竖栅自固”，并在抵抗官军围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然，此前他们早已有兴筑土楼并以之作为坚固防御工事的经验。然则这几条记载，是闽西最迟在嘉靖中叶已有土楼建筑的明证。这些资料虽然没有提供闽西土楼兴起发展的具体的情形，但参照闽南土楼的兴起发展历程，闽西土楼无疑也应是从公共防御建筑土城、土堡之类逐步发展起来的。
总之，考察实物和文献记载，各种土楼都具有突出的防卫功能。它的又高又厚坚不可摧的土墙，它的防火设施，它的底层不开窗、上层开小窗的安排，不少土楼四角的瞭望台，以及历史上土楼人家的尚武善战，都是为了防卫。土楼的最初产生，是仿效和借鉴地方巡检所建那种公共防御性质的土城、土堡而来，把土城、土堡的高大、坚固及完善的防御设施与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生活揉合起来，便形成了既具有强大军事防御功能、又适合宗族聚居生活需要的土楼民居建筑，这就是土楼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日后土楼最兴盛、数量最多、形式最丰富的地区是博平岭与玳瑁山之间，在客家人与闽南人（即福佬人）聚居的交界地带。那么，土楼之花何以在博平岭和玳瑁山之间盛开呢？这个问题，也与当地的社会和自然生态状况密切相关。
福建客家人本来主要分布在武夷山以东、玳瑁山以西的山区和丘陵地带；福佬人本来主要分布在博平岭以东直至大海的丘陵和平原地带。两个族群之间的山区，即博平岭的东西两麓开发得很迟，到明中叶人烟还很稀少，处在这一带的漳平、华安、永定、南靖、平和、诏安等县，除了南靖设立于元代，其他都是明中叶以后才设立的。这样，两个族群间本来有一道缓冲地带，彼此间的冲突和斗争还不至过于频繁和激烈。
土楼中心庭院视角随着时间的推移，闽、客两个族群都有长足的发展，人口大幅度增加，各自腹地的土地都被垦殖殆尽，都努力输出移民，开垦新的土地。一部分闽南人向西向南发展，南靖、平和、诏安、云霄等县次第设立。客家移民的方向是向东向南，永定、漳平及广东的饶平等县因而设立。如此移民的结果，两个族群的缓冲地带——即博平岭东西两侧及其迤南的大山长谷都被新移民占据了，两个族群的界面因而互相衔接，彼此的矛盾冲突也就日见其尖锐和频繁了。历史文献中屡屡出现的“山贼”“饶贼”，或从汀州客家人的角度所说的“漳寇”“潮寇”，就是福佬人与客家人历史恩怨和矛盾冲突的真实记录。
住在博平岭和玳瑁山之间闽客交界地带的居民，在福佬人一边，须要防“山贼”“饶贼”，在客家人一边，须要防“漳寇”“潮寇”，于是，经过防倭实践检验行之有效并已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土楼，同时被交界地带的福佬人和客家人所采用，而成为这一带大受欢迎的常见的民居形式。
当然，除了族群历史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外，自然环境的因素对于土楼在这一带盛行也很重要。例如，博平岭东西两麓山高谷深，平地很少，民居建筑除了要考虑聚族而居、有安全保障的因素外，还要考虑节省用地的因素。为此，高达三、四层甚至五层的方形和圆形土楼就成为合理的选择。对此，闽西南民居建筑从五凤楼向方楼、圆楼的分布变化很能说明问题。
闽西南的典型民居楼房，主要有五凤楼、方楼和圆楼三种形式。五凤楼主要分布在地势比较平坦、经济比较繁荣的地方。长汀、连城都有五凤楼。在永定县，则主要分布在北、中部的高陂、坎市、湖雷三个乡镇。这一带平川面积较大，交通比较方便，环境比较安全，耕地较多，所以适宜建造防御功能相对较差，尊卑等级秩序极强，而占地较多的五凤楼。
方楼主要分布在龙岩、永定、南靖三县交界处。这一带是平川向山脊过渡地区，耕地较少，历史上经济较差，交通不便，匪患较多，因而五凤楼少了，方形土楼多起来。方楼的尊卑等级秩序感不如五凤楼那么强烈，但占地较节省，防御性增强，正好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
南靖土楼-顺昌楼圆楼主要分布在永定、南靖、平和三县交界地带。这一带正是博平岭山脊两侧的大山区，山高水冷，耕地几乎都是梯田，交通闭塞，社会极不安宁。分布其间的基本上是客家人，宗族互助观念强，等级观念相对较弱。因此，占地最省（同样周长围成的圆形面积是方形面积的1.倍），防御性能最强，又能满足聚居族人平均、平等要求的圆楼 ，在这里得到充分发展。
总的说来，闽西南土楼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产物。它因抗倭御寇的需要而兴，又因闽、客族群冲突的需要及山区土地资源紧缺，需要充分利用空间而得到充分的发展。土楼的根就深深扎在闽西南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而不必远求于中原。
视野二、以耕读传家为核心的家族宗法秩序
和理念是土楼文化的精髓
闽西南土楼不仅仅是一种民居建筑形式，它们还是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载体。这种文化涵盖面很广，包括了建筑、绘画、书法、雕塑、风水、民俗、美学等许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思想意识范畴的家族宗法秩序和理念。其要义是：1.尊祖敬宗，尊卑有序；2.积极入世，建功立业；3.耕读传家，崇文重教。先说尊祖敬宗，尊卑有序。
大凡土楼，不管是方形、圆形还是五凤楼形，一般都是中轴线对称布局，在内院核心位置设祖堂。
祖堂是家族的精神核心，岁时祭祀，精慎隆重；配合祭祀的需要，又设有族田、尝产、义学，根据辈分高低、血缘远近、年纪大小，每位族人各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大家循规蹈矩、兢兢业业，为家族的荣誉和利益而努力奋斗。
次说积极入世，建功立业。
土楼文化中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精神，最集中而充分地反映在其楹联中。如 的振成楼的楹联：
振刷精神担当宇宙，成些事业乘裕后昆。（中厅大门）
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
时时需努力，
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要关心。
（后厅）
振乃家声，好就孝悌一边做去，
成些事业，端从勤俭二字得来。
（院内石柱）
又如南靖县梅林镇的怀远楼，有一幅楹联写道：
怀以德敦以人藉此修齐遵祖训
远而山近而水凭兹灵秀育人文
这几副楹联共同的主题是振作精神，奋发努力，立志担当儒家纲常责任，干一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
为了达到修齐治平的目的，必须读书崇文，必须尊师重教。于是，耕读传家成为土楼人家普遍的生活方式。这在土楼的楹联中也有鲜明的表达。试看几座 土楼的情况：
永定湖坑乡振成楼楹联：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
龙岩适中镇瑞云楼楹联：
种德承先业，藏书启后昆。
南靖县梅林乡怀远楼楹联：
诗书教子诒谋远，礼让传家衍庆长。
天下良谋耕与读，世间善事忠和孝。
怀远楼的祖堂用作私塾，名为“斯是室”，专用来教授本族子弟读书。其楹联是：
斯堂讵为游观且计敦书开耳目，
是室何嫌隘陋惟思尚德课儿孙。
书为天下英雄业，
善是 富贵根。
土楼一角永定县高陂乡遗经楼也自设私塾，其做法是在大门前由两层楼房围合出一个“T”字形的前院，它的左右两侧又各围成一个小四合院，私塾就设在这两个四合院里，分别称为文厅和武厅。最盛时楼内居民达多人，族中子弟都在私塾上学。
无论是土楼自设私塾教育子弟，还是利用楹联对子弟进行潜移默化的诗礼和忠孝教育，都体现了土楼人家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与尊祖敬宗、为国为家建功立业的观念一起，构成土楼文化最核心最本质的内涵。
如此之故，就在于土楼人家大都居住在山区，基本生计是山地农耕，其文化属于纯粹的农耕文明。在纯粹的山地农耕文明的条件下，要生存，就得耕垦，要发展只有通过科举之途，所以重视耕读，并因为长期耕读结合的原因，养成极其浓厚的家国观念，总是自觉地把国家民族的大事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要之，山地农耕文明正是以耕读传家为核心的宗法性家族文化的深厚土壤。
（作者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福建师大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注释：
[1]余英：《客家建筑文化研究》。转引自万幼楠：《赣南围屋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2]万幼楠：《赣南围屋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3]这里讲的土楼专指封闭性和防御性很强的方形土楼、圆形土楼，不包括封闭性和防御性不强而等级性很强的五凤楼。
[4]谢诏修撰：《重修虔台志》卷七，天启三年抄本，原收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现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第30页。
[5]谢诏修撰：《重修虔台志》卷七，天启三年抄本，原收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现据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本，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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